就当时的社会形势而言，时人推崇的也并非是杨朱、墨家之学，而是张仪、公孙衍的纵横之学[6]（p140）：因为杨朱“为我”主张隐逸“贵己”，墨家“兼爱”主张“自苦以教人”，这些学说显然与“世之走利”（《吕氏春秋·审为》）[7]（p8）的社会风气并不相符。梁惠王之所以问孟子“何以利吾国”，宋牼想让秦楚罢兵也将“说之以不利”，齐宣王攻燕而不退兵也是求“齐国之利”[6]（p1、180、45）。至于孟子自己所说的“争地以战，杀人盈野；争城以战，杀人盈城”，在儒家的价值观念上无疑是“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，罪不容于死”，但在各国诸侯看来是“辟草莱、任土地”必需的手段。[6]（p175）因此，“世之走利”的风尚使那些纵横策士在各国的政治舞台上极为活跃，以致有“所在国重，所去国轻”的重要作用。张仪、公孙衍在一般的士人眼中也是无法匹及的“大丈夫”，因为他们纵横捭阖，“一怒而诸侯惧，安居而天下熄”（《滕文公下》）。这些情形无疑不在证明从事纵横的策士之学在孟子时代的影响，远远超过了杨朱、墨翟之学，成为真正的“盈天下”之学。然而，孟子的矛头为什么指向杨朱、墨翟，而不指向张仪、公孙衍呢？这应该与杨朱、墨翟之学直接与儒家学说的对抗有关，墨子、杨朱之学均后起于儒家，他们为了争夺“话语权”，强调自家学说的合理合法性，必须“非儒”，进而使自家的学说广播于世。孟子所说的“杨朱、墨翟之言盈天下”尽管不尽符合当时的社会形势[6]（p154-155），但对于儒家学说来言，却有一种深沉的危机感，因为杨朱、墨者对儒家的直接攻击不但动摇了儒家学说的合理性，还有可能使儒家学说进一步走向深渊，成为“邪说淫辞”。对于这种危机，至少孟子已有深刻的体会，所以他要拈出杨朱、墨翟之言进行“正人心，息邪说，距跛行，放淫辞” [6]（p155）。
当然，孟子的主张只代表他的思想观念，至多能够指导儒家士人的主观努力，但现实社会的实际效果却非孟子的主观努力所决定的。《史记·孟荀列传》云孟子“游事齐宣王，宣王不能用。至梁，梁惠王不果所言，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” [8]（p2847），以孟子的生平事迹来看，司马迁的叙述缺乏时间顺序：孟子应先见梁惠王，后事齐宣王。不过，司马迁在这里强调的是孟子学说的社会效果，即“迂远而阔于事情”。《孟子》反映齐宣王一度让孟子担任齐国卿相，但在任职中，齐宣王一直要求孟子“姑舍女所学而从我”（《梁惠王下》）[6]（p45），看来孟子的治国方法与大政方针在齐宣王看来均“不能用”。对于孟子的“不遇”，司马迁也说得很明确：“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，以攻伐为贤，而孟轲乃述唐、虞、三代之德，是以所如者不合。” [8]（p2847）就当时的社会形势而言，孟子的知名度是非常有限的，他游于齐梁、受邹滕鲁等国咨询，并且可能一度“后车数十乘，从者数百人，以传食于诸侯”（《滕文公下》）[6]（p145），但梁惠王见面直呼为“叟”，齐宣王想“召而见之”，鲁平公因嬖人的一言而放弃了对孟子的拜访，至于梁襄王更是对孟子不加礼遇。这些情形不要说与纵横家张仪、公孙衍无法相比，更不可与邹忌、淳于髡、邹衍、惠施等人相比。同是《孟荀列传》，司马迁叙述了孟子的“不遇”，同时又叙述了邹忌、淳于髡、邹衍等人的风光排场：邹忌“以鼓琴干威王，因及国政，封为成侯而受相印”；淳于髡见梁惠王“壹语连三日三夜无倦。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，髡因谢去。于是送以安车驾驷，束帛加璧，黄金百镒”；邹衍“重于齐。至梁，惠王郊迎，执宾主之礼。至赵，平原君侧行撇席。如燕，昭王拥彗先驱，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，筑碣石宫，身亲往师之”。[8]（p2848-2849）至于惠施长期担任魏相，且推动齐梁“徐州相王”，至楚，楚王郊迎（《战国策·魏二·魏王令惠施之楚》） [9]（p1334-1335）。这些知识界的贤达人物受诸侯“尊礼如此”，显然非孟子所能比，以致生活于200年之后的司马迁也不得不借助邹衍的风光感叹“其游诸侯见尊礼如此，岂与仲尼菜色陈蔡，孟轲困于齐梁同乎哉” [8]（p2849）。所以，以这种情形来看，我们与其说孟子是当时天下的“名儒”，还不如说他是邹鲁儒生中的“名世者”。更为重要的是，孟子在涉及自己的“好辩”话题时，总以“不得已”来加以言说，这种被迫而非主动的态度展示，其中无疑暗藏着孟子的心理症结，而这种心理症结又与先秦儒家知识观念的传承和变化密切相关。
“不得已”除了见于《孟子》，相同的用法还见于同时或稍前的其他文献，如《论语·颜渊》子贡曰：“必不得已而去，于斯二者何先”、《庄子·人世间》“无门无毒，一宅而寓于不得已，则几矣”等 [10-11]（p126、148）。这些用例可证至迟在孟子时代，“不得已”已经完成了词汇化，即完成了由表达“事件的延续”到表达“事件的原因或状态”的转变 [12]。与这些文本表达的意义相同，孟子使用“不得已”同样也是重在说明自己对墨子、杨朱的辩论是被迫的、被动的。这里的问题是，面对时人、弟子的“好辩”视之，孟子为什么这么坚定地使用表示无可奈何之义的“不得已”来回护呢？其实，孟子采用设问句式以“不得已”来回答“好辩”之评时，已经是在着力否定自己被视之为“好辩”的代表了。换言之，无论时人或弟子怎么看待孟子的言辞风格，而孟子从内心深处是排斥辩论的，至少辩论的言辞及风格在他自己看来是被迫采用的。显然，孟子对辩论的这一态度，并非来自于他所生活的时代，无论孟子是否为稷下学者，他均受到齐国乃至整个战国社会“好辩”风气的影响。所以，孟子否定辩论的态度，与他所生活的时代关系不大，而是与之前的儒家知识观念密切相关。
对于孟子来说，他最为崇拜的儒家学者无疑就是孔子，他不仅时常表达自己“不得为孔子徒”的遗憾，而且还借孔门弟子之口高度评价了孔子对于世间的贡献。 即使是否定自己的“好辩”，孟子也重在强调自己“不得已而辩”意在“著孔子之道”。于此，孟子否定辩论的态度应该也与孔子的言行密切相关。
对孔子而言，言辞的巧辩程度与德行正好成反比关系：言辞越巧，离道德越远；相反，“刚、毅、木、讷近仁” [10]（p143）。所以，孔子虽然没有像老子一样明言“善者不辩，辩者不善” [13]（p191），但他对相关的言辩行为显然是否定的，这也是他一再言说“巧言乱德”、“巧言令色，鲜矣仁”（两次）、“巧言、令色、足恭, 左丘明耻之, 丘亦耻之”的原因[10]（p167、187、3、52）。在孔子看来，言辩不但是“佞者”的表现[10]（p118），而且还有可能颠覆国家，所以孔子将“利口之覆邦家者”与“恶紫之夺朱也, 恶郑声之乱雅乐也”并提[10]（p187），是孔子“三恶”之一。由于认为“巧言”与“乱德”对应关系，孔子在面对言辞时往往采取怀疑的态度，如他说 “始吾于人也，听其言而信其行；今吾于人也，听其言而观其行” [10]（p45）。按照孔子所言，他由“听其言信其行”到“听其言观其行”的转变，是拜宰我所赐。其实，结合孔子对于“巧言”、“利口”的态度可知，他的这一转变只是对自己一贯主张的再次确认，即宰我的行为让他再次确证了言辞的不可靠。与“巧言”、“利口”相对，孔子十分提倡“慎言”，如“敏于事而慎于言”、“慎言其余”等[10]（p9、19）。当然，与“讷言”相比，“慎言”还属中等，在孔子看来，真正的君子仅仅做到“慎言”还不够，应该走向“讷言”，这就是他所说的“君子欲讷于言，而敏于行”、“刚、毅、木、讷近仁”。[10]（p41、143）这种“讷言”达到极致状态便是“无言”，如孔子对子贡说“予欲无言”，对于子贡的疑问，他又以天道来解释，即“天何言哉？四时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天何言哉”。以“重言天何言哉”可以看出，在言辞与德行方面，孔子追求的是不需要任何言语的道德浑融状态，就像天之大德一样天无言而“四时行焉，百物生焉” [10]（p187-188）。从“利口”、“巧言”到“慎言”、“讷言”以至“无言”，可以看出孔子对言语的基本态度。相对于《论语》，《左传》倒是记载了孔子说“言之不文，行之不远”之语[14]（p1106），其实这里的“言之要文”主要强调的是言语的合理、充分，而非言辞之辩，这一点可以从《左传》所记子产回答晋国之问的内容得到证明[14]（p1106）。与《孟子》相比，《论语》中没有十分明显的辩论场景，比如关于“三年之丧”的话题本可以引发一次激烈的辩论[①][10]（p187），然而孔子答非所问，他“似乎从一开始即放弃了与宰我进行深入全面的论辩的欲望”[15]。显然，孔子之所以采用如此态度对待辩论，源于他对言语可靠性的怀疑和不安：因为在孔子看来，宰我对“三年之丧”的态度并非因为一场辩论所能扭转的。
生活在孔子之后、又以发扬孔子之道为己任的孟子，对于孔子的言辞主张应该十分熟悉，这也决定了他在面对新形势时，一方面必须“好辩”，另一方面又否定自己的“好辩”，于此只能采用一种“不得已而辩”的矛盾态度。孟子对辩论的“闪烁其词”源于孔子对于言辞的态度，换言之，在孟子看来，想要“著”孔子之道、扬仁义之说，必须辩论，然而这一行为又非孔子所认可，所以只能表述为“不得已”。无论时人、弟子是否理解孟子的“不得已”，从他自己的表述中可以明显看出，对于辩论孟子内心是充满矛盾的，至少是模棱两可的。他的这种“不得已”到了荀子时代已没有了任何踪影，因为“不得已”之辩衍变成了“君子必辩”[16]（p87）。与孟子相比，荀子不但明确把辩论区分为圣人之辩、小人之辩、士君子之辩[16]（p88），而且更把辩论付诸于著述行为，《荀子》的文章风格可资证明 [17]。
从孟子到荀子的转变，其中固然有孟荀两人学术旨向的不同，但更多的是先秦儒家对于辩论观念传承和延续的发展： 从孔子到孟子，言辞之辩由否定到“不得已”虽然其中包含着诸多的无可奈何，但儒家之辩无疑已付诸实践，并由此在社会上赢得了“好辩”的名声，这一风气以及知识界对于儒家的印象必然影响至荀子；从孟子到荀子，辩论由“不得已”到“君子必辩”，不但完全没有了被动、被迫的气息，而且变得更加刚正和理直气壮。另外，荀子对于孟子的学术观点多有批评[②][16]（p94-95、434-449），但并未指责其“好辩”的风格。从荀子的这一行为可以看出，他在批评孟子的学术观点的同时，也延续和发展了孟子关于辩论的知识观念。所以，结合孟子的“不得已”之辩，可以较为清晰地呈现出先秦儒家知识观念传承与新变的过程。
二、孟子“好辩”与当时的社会风气
如果说孟子的论辩在当时的战国知识界占有多大分量还属争议的话，那么毋庸置疑的是，正是孟子“息邪说，放淫辞”的勇气使他赢得了“好辩”的名声，尽管他认为自己“不得已而辩”。
孟子是邹鲁儒生的代表，又以好辩著称，所以在世人眼中，儒家便有了“好辩”的称谓。庄子在与惠施对话时说“儒、墨、杨、秉四，与夫子为五，果孰是邪” [11]（p838），其中的“儒”显然已与善辩的墨家、惠施、杨朱、公孙龙相提并论了。当然，在天下“善辩”的五家之中，最负有盛名的便是“儒墨相辩”，这一点在《庄子》中反映得极为明显，如《列御寇》郑人缓一事的寓言：郑缓学儒，其弟学墨，“儒墨相与辩，其父助墨”，进而导致了郑缓的自杀[11]（p1042）。此事虽是寓言，但足可见孟子的时代，儒墨相辩的激烈程度。至于《齐物论》“有儒墨之是非，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”、《在宥》“儒墨毕起，于是乎喜怒相疑，愚知相欺，善否相非，诞信相讥”、《天运》“杀盗非杀人，自为种而天下耳，是以天下大骇，儒墨皆起”、《徐无鬼》“知之所不能知者，辩不能举也，名若儒墨而凶矣”等[11]（p63、373、527、852），这些语句尽管借助不同的人物以各样的方式加以表述，但它们无疑都是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与墨家“相与辩”的时代映照。
如前所言，据孟子自己透露，孟子的“好辩”是对杨朱、墨翟“非儒”的反攻，即对儒家学说生存危机的激发。然而，孟子的这种解释无法应对他在儒家内部以及与一般时人的辩论。就《孟子》所反映的情形来看，他与墨者的辩论仅有一次，还是间接问对，这种频率显然无法与孟子和他人的辩论相比：经常与孟子一起切磋学问的是儒家的告子、高子、孟季子等人，此外孟子与农家的陈相以及富有黄老特色的宋牼也各有一次问对；至于孟子与时人如陈贾、淳于髡、景丑氏以及不知名的齐客、齐人、任人等辩论次数最多，如果时人加上诸如齐宣王、梁惠王之类的诸侯王或执政大臣，孟子与时人辩论的场面可谓遍布《孟子》全书。而这些时人我们都很难把他们归于杨朱、墨家或其他学派之中，所以孟子的“好辩”固然存在针对杨朱、墨翟之言而发的一面，但也并非仅此而已。 换言之，孟子的“好辩”来源于多个方面：其中有对杨朱、墨翟之言的反攻，也有对当时知识界特别是稷下学宫论辩之风的吸纳，更有齐地“好辩”风俗的影响。
就战国中期的知识界而言，“好辩”的学者绝不仅仅庄子所说的儒、墨、杨、秉、惠施五家，还应有邹忌、邹衍、邹奭、淳于髡等一批稷下学宫的学者。而稷下学宫的辩论争鸣，通常被认为是战国“百家争鸣”最为典型的代表。据张秉楠考证，在孟子前后，游历于稷下的学者姓名可考者有“淳于髡、彭蒙、宋钘、尹文、倪说、告子、孟轲、季真、接予、田骈、慎到、环渊、王斗、荀况、田巴、徐劫、鲁仲连、邹衍、邹奭共19人。[18]（p1）限定于孟子生活的时代，这个名单尽管应该缩减，但“盛于威、宣之际”的稷下学宫总体人数显然要比19人更多。如《韩非子·外储说左上》记载倪说“持‘白马非马也’服齐稷下之辩者” [19]（p674），《史记正义·鲁仲连邹阳列传》记载田巴“服狙丘，议稷下，毁五帝，罪三王，服五伯，离坚白，合同异，一日服千人” [8]（p2981）。而据刘向所言“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”，看来稷下学宫本身就有集会辩论的制度或规约。如此看来，“好辩”实为当时知识界的普遍风尚。
另外，据两汉典籍所记齐国民俗一直以来都以“善辩”“好议论”著称，如《淮南子•要略》说齐国“民多智巧” [20]（p710），《史记•货殖列传》说齐地“俗宽缓阔达，而足智，好议论” [8]（p3963），《汉书•邹阳传》云“齐楚多辩知”，《汉书•地理志》则指出齐人言辞多为“夸奢朋党，言与行缪，虚诈不情”等[21]（p2353、1661）。东汉末年的徐干在《中论•核辩》更是把齐人看作“利口善辩”的代表：“俗之所谓辩者，利口者也。彼利口者，苟美其声气，繁其辞令，如激风之至，如暴雨之集，不论是非之性，不识曲直之理，期于不穷，务于必胜。” [22]（p97）齐地这种“利口善辩”的民俗，可以说是战国时期稷下学宫“百家争鸣”的遗泽，也可以说是稷下学宫论辩争鸣的群众基础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在现当代学者中，孟子是否做过稷下学宫的“先生”一直存在争议。如钱穆认为孟子虽游于齐而不列于稷下，他的主要依据是“孟子在齐为卿，有官爵，明不与稷下为类。致为臣而归，则非不仕。宣王欲中国而授孟子室，养弟子以万钟，此《史记》所谓开第康庄之衢，欲以稷下之礼敬孟子。孟子曰：是贱丈夫登垄断网利者。而淳于髡又讥之曰：‘夫子在三卿之中，名实未加于人而去，仁者果如是乎？’凡以见其出处行谊之不同。” （《孟子不列稷下考》）[23]（p272-274）钱穆的这一观点被白奚所承继，他通过比较孟子与稷下先生行为、持论的差异，认为孟子确实“不与稷下先生为类，他不属于稷下先生是很明显的”。[24]而孙开太认为孟子两次游齐，“都在稷下学宫，而且时间相当长”。[25]《公孙丑下》记载孟子指责蚔蛙身为“士师”而没有进谏于齐王，于是“蚔蛙谏于王而不用，致为臣而去”；对此，齐人对孟子的主观意图表示怀疑，孟子便说：“我无官守，我无言责，则吾之进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？” [6]（p96）其中的“无官守”、“无言责”，即《史记》所云的稷下先生“不治而议论”[8]（p2296），以此来看孟子为稷下先生的可能性很大。
无论如何，稷下学宫的“论辩争鸣”风气显然已经影响到了孟子。有论者指出，稷下学宫“对谈辩的水平和能力非常重视，甚至谈辩水平的高低会影响到一个士人在稷下学宫的地位高低”，并以《新序•杂事》所记“齐有稷下先生，喜议政事”淳于髡与邹忌辩论一事为证。[26]淳于髡与邹忌的辩论也见于《史记·田完世家》，两书所记二人的问对都是问以隐语、答以明言，《史记》记载淳于髡最后说“吾语之微言五，其应我若响之应声，是人必封不久矣” [8]（p2291），而《新序》的记载是“淳于髡等三称，邹忌三知之如应响，淳于髡等辞屈而去。邹忌之礼倨，淳于髡等之礼卑”（《杂事》）[27]（p46）。 两部典籍记载尽管存在些许差异，但淳于髡与邹忌都善于“辩论”却是毋庸置疑的。
三、孟子“好辩”的儒者之风
与淳于髡、邹忌、田巴、倪说等人的“利口善辩”相比，孟子的“善辩”稍嫌逊色，如《孟子》记载两次淳于髡与孟子的问对，其中一次是两人讨论礼与权的问题，进而淳于髡提出“今天下溺矣，夫子之不援，何也”，随后孟子便说“天下溺，援之以道；嫂溺，援之以手，子欲手援天下乎”。[6]（p177-178）从淳于髡提出问题的语境来看，他是想让孟子“出仕”以“援天下之所溺”，孟子“天下溺，援之以道”的回答显然也有“借势行道”的意蕴，至于孟子的反问“子欲手援天下乎”显然也不是淳于髡的论点。如果说这一次辩论分不出两人胜负的话，那么第二次的问对淳于髡则占据了上风：淳于髡首先发难，指责孟子身为齐国“三卿”但“名实未加于上下而去之”，这样做实在不是“仁者”的行为；对此，孟子回答“仁”的行为有多种，君子的“仁”没有必要都相同，这种回答显然认可了自己从政的“无功”；紧接着，淳于髡又举出鲁穆公用公仪休、泄柳、子思等儒者为臣，但鲁国削弱得更甚，这说明儒家的“贤者”并非都“有益于国”；对此，孟子以百里奚不用于虞而用于秦来说明，“不用贤则亡，削何可得与”，但百里奚并非以“儒学”治理秦国；随后，淳于髡又举王豹、绵驹、华周杞以己变俗的事例，说明“有诸内，必形诸外”，所以真正的贤者应该“为其事而有其功”；对此，孟子举出孔子离开鲁国之事，来说明“君子所为，众人固不识也”。[6]（p283-284）从两人问对的整个过程可以看出，孟子已经认可了淳于髡的前提，即自己出任齐国卿相并没有“名实加于上”，即“为其事而无其功”。对于产生如此结果的原因，孟子认为是齐王没有真正地任用他，然而当淳于髡指出真正的贤者应该像王豹、绵驹一样“有诸内，必形诸外”，即无势无位一样能够变风易俗的时候，孟子只好用“众人不识”君子之所为来搪塞，可见他已经无法反驳淳于髡“有诸内，必形诸外”的论点了。
当然，与稷下学宫的“利口善辩者”相比，孟子的“好辩”并非仅仅为了取胜，他的辩论更要受到儒家学说的指导或制约。这一点也许是他不愿意接受齐宣王“欲中国而授孟子室，养弟子以万钟”的内在原因，即他不想像那些“利口善辩者”一样“必求垄断而登之”，进而欣然“而罔市利”。毋庸置疑，孟子的辩论是“儒者之辩”从其辩论的主题最能证明，如与齐宣王问对讨论的主题是“保民而王”，与陈相问对的主题是“治天下不可耕且为”，与墨家夷之辩论的主题是“爱有等差”，与宋牼辩论的主题是“以仁义悦王侯”等。其实，针对论辩主题的重要性，孟子本人已有很深的体悟，他说“言无实不祥”，即强调言语不能空洞无物，要切实而发、诚实而言，这样才能称之为贤人君子。他又说“博学而详说之，将以反说约也”（《离娄下》）[6]（p190），孙奭云“孟子言人之学道，当先广博而学之，又当详悉其微言而辩说之，其相将又当以还反说其至要者也。以得其至要之义而说之者，如非广博寻学，详悉辩说之，则是非可否，未能决断，故未有能反其要也。是必将先有以博学详说，然后斯可以反说其约而已”。[28]（p2727）简而言之，孟子的意思是要将广博的学习与详细的辩说结合起来，通过融会贯通进而掌握学问的要义，于此“详说”也会变得简约。可见，孟子于此强调的还是儒家学问的“至要之义”。
至于孟子围绕主题而采取的论辩方法更是多种多样，对此学界已有诸多的分析，如前引边家珍、刘生良等人的论述。然而对于孟子来说，论辩的方法固然重要，但其中最核心的部分无疑是“知言”，即“诐辞知其所蔽，淫辞知其所陷，邪辞知其所离，遁辞知其所穷”。[6]（p62）“四辞”之义，大体如赵岐所云：“人有险诐之言，引事以褒人，若宾孟言雄鸡自断其尾之事，能知其欲以誉子朝蔽子猛也。有淫美不信之辞，若骊姬劝晋献公与申生之事，能知欲以陷害之也。有邪辟不正之辞，若竖牛观仲壬赐环之事，能知其欲行谮毁，以离之于叔孙也。有隐遁之辞，若秦客之廋辞朝，能知其欲以穷晋诸大夫也。若此四者之类，我闻能知其所趋也。” [29]（p209）能知人之言辞的各种缺点，可见孟子所处位置之高，这正如程子所云：“孟子知言，正如人在堂上，方能辨堂下人曲直。若犹未免杂于堂下众人之中，则不能辨决矣。”[30]（p233）有了这种高度，所以孟子在与人辩论时显得自信万分而又从容不迫。
结 语
《孟子》的文本内容显示，孟子把自己“好辩”的原因归结为对杨朱、墨翟等人的批判，这种归因在呈现出孟子捍卫儒家学说使命感的同时，也折射出自在的悖论，即孟子的这种解释无法回答他在儒家内部以及与一般时人的辩论。结合孟子生活的战国时代，孟子的“好辩”来源于多个方面：其中有对杨朱、墨翟之言的反攻，也有对当时知识界特别是稷下学宫论辩之风的吸纳，更有齐地“好辩”风俗的影响。与稷下学宫的“利口善辩者”相比，孟子的“善辩”在方法上还稍嫌逊色，这一点集中表现在孟子与淳于髡等人的论辩中。
当然，与同时代的其他学派相比，孟子的“好辩”并非仅仅为了利口、取胜，其主观目的在于宣扬儒家的学说，而客观之中又受到儒家学说的制约。孟子对辩论的“不得已”态度，源于孔子对言辞功能的怀疑，而孟子对于辩论话语的开拓，不仅直接影响了荀子的立论方式，而且更为战国时期的儒家在社会上赢得了“好辩”的名声，《庄子》、《韩非子》、《墨子》等文本对儒者形象的描述，正是这一现象的反映。换言之，从孟子的“不得已”到荀子的“君子必辩”，不但表现出儒家知识观念转换、新变的过程，更折射出先秦儒家士人与整个知识界的交流、互动、吸收以及磨合的复杂过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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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注释］
［①］除了三年之丧，“曾皙冉有公西华恃坐”、“季氏将伐颛臾”也有可能激发论辩的场景，但最终均孔子的评论结束。
［②］如性善论、五行学说等，详见《荀子·非十二子》、《荀子·性恶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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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17］关于荀子之辩的特征，可参见刘顺《荀子“辩”论刍议［J］.绥化学院学报，2009，(6)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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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全 文 完 -
原刊于《江西社会科学》2019年第2期
作者介绍
刘全志
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，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、文献与文化研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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